“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多民族超大人口、全工业体系、超强生产力的国家，这样的研究样本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

  “国家”是由一定范围的人群通过源于共同认识的社会体系所组建的社会共同体。一个国家的体系可以从多种层面进行探讨——国家终极理想、人民共识、制度体系设计理念、具体制度条文、与自身历史人文和资源禀赋契合度、制度落地执行情况等等。举例来说，纳粹德国的终极理想是建立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世界帝国，因此从根基上就丧失了立国的包容性与进步性。再比如“错位对比”是舆论战中常用的一种诡计，抬高一个国家人民共识中的美好人文理念，或者制度设计理念中防止腐败与恶政的成效机制与期望的理想状态，去贬低另一个国家具体制度当中的条文不完善，和现实执行层面出现的非普遍性的违法操作案例。高科技先进生产力社会离不开全民高水平的科学素质，先进的政治制度亦离不开全民高水平的政治素养。

难以逃避的亨廷顿之问——谁是美国人

  想要理解美国的制度与现状就必须沿着时间的脉络梳理美国的历史。今天美国官方上对国家的自我认知是，一个在逻辑严密事无巨细的制度与法条规范下，由多民族多信仰的移民融合而成的，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但是死守这一观点便永远无法破解当今美国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便无法理解当今美国为何连“谁是美国人”这一最基础的问题都存在巨大分歧。平权运动之后奴隶制时期对美国黑人群体的侮辱性称呼不再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黑人”。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部分美国人称自己为“白人”，其他各少数族裔也被冠以不同颜色的称谓。白种人接受了这个新的冠名系统，却又将自己特殊化，把除去自己的一众黑色、黄色、红色、棕色划归为“有色人种”，从而凸显出白色是纯洁的，无污染的，与众不同的，不言而喻也是被上帝选定统领美国的。美国1870年《归化法》规定，只有“自由白人”和大多都买不起船票来美的非洲人有资格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当一位来自日本的移民以自己肤色白皙为由于1917年申请美国国籍时，白种人拒绝了他并修改了移民法，将自己改称为”高加索人“。后续另一位来自印度的移民参照新《移民法》，以自己同属高加索人种为由申请美国国籍时，美国的高加索人又将他拒绝。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人认为“黑色人种”这个称谓似乎不够尊重，于是改称为“非裔美国人”。其他几乎所有美国人在这个新的命名系统下都有了自己的新称谓，“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阿拉伯裔”、“爱尔兰裔”、“印度裔”、“犹太裔”等等等等。然而吊诡的是，没有人称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当一个白种美国人被称为“欧裔美国人”，尤其是“英裔美国人”时，他多半会发怒，或是表现出莫名其妙，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且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美国人。这种区别潜在的将不接受新冠名的这一类美国白人分类为“主”，而其他种族分类为“客”。这些人嘴上也许不会承认美国种族的不平等，心里却默认自己所属的人群是美国理所当然的代表与主人。很多对美国当今因种族问题引发的社会事件的分析在出发点便陷入误区。我们不应当问“美国的种族矛盾孰是孰非、如何调和”，而是要问“历经四百年殖民二百年建国，美国今天为什么还有种族之分”。南美洲各个种族早已高度融合并形成新的种族，而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直至1964年才得以明文废除。之后无论是文化宣传上，还是“一滴血原则”这样的政策上，一道隐形的种族隔离墙始终树立在美国一个特殊群体的外围。美国当代艺术作品所描绘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的美国，也仅限于泾渭分明的不同种族相敬如宾，而故事中描绘的文化与精神上至高的领袖永远出自于那个群体——”英裔基督徒“。因此研究美国的历史与政治离不开一个主线脉络，那就是”英格兰裔移民通过艰苦奋斗，与压榨掠夺其他族裔，在北美洲建立起一个以基督教为主体信仰的民族国家“。

美国建国——殖民、独立、镇压起义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百多年后，以五月花号乘客为代表的英国移民陆续登陆北美东部海岸，建立起一座座处于大英帝国统辖下的殖民地，逐渐扩张整合为最初的北美13州。这13州殖民地是美国的起源，其建立者的后代也成为了最初的美国人。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统称这些人并不准确，因为这在血统与民族认同上都不能与英裔人口划等号。但是用英国裔新教徒来指代美国的第一批建立者是符合历史实情的。十七世纪为西方殖民时代的早中期，此时北美洲仍是一片蛮荒之地，与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开垦程度与资源禀赋不可相提并论。北美洲还没有发现另欧洲王室贵族和冒险家亡命徒们垂涎的金银矿，没有原住民整备好的耕地。在北美洲等待着大洋彼岸来客的只有荆棘毒藤、猛兽蛇蝎、饥寒瘟疫、和土地已有的彪悍主人北美洲原住民。对于英国本岛来说这是一片逃难与流放之地，甘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远渡而来开垦拓荒的人，绝大多数是大英帝国突飞猛进的工商业与辉煌的海洋霸权帝国荣光之下，那些不堪剥削压迫的苦难民众。其中有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农民，有在城市中呼嘘毒疠不堪苦役的工人，也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借宗教之名盘剥百姓的基督教新教徒。在严酷现实的生存压力逼迫下，大英帝国的子民背井离乡，来到北美洲这片陌生的大陆殊死拼搏。因此可以说对“母国”大英帝国的厌恶情绪从英裔移民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时便在此落地生根。这种厌恶经过一百多年殖民地与所属国之间纠葛的酝酿，最终转化为强烈的独立冲动。服务于这种冲动，相应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对自由的推崇与对民主的共识在初代美国人之间如野火燎原一般传播开来，最终成为美国人作为一个新诞生民族不可分割的民族性与民族神话。

  历史学家对远古时期人类农耕游牧文明如何取代狩猎采集文明有很多不解之处，那么研究英裔移民消灭北美土著这一近代案例也许可以获得启发。在与美利坚合众国相关的所有历史之前，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美洲原住民从欧亚大陆迁徙至北美洲，逐步扩张并占据整个美洲大陆。继续南迁的族群逐渐过渡到农耕文明，进而在中美洲与南美洲建立了阿兹特克、玛雅、印加三大文明古国。然而北美洲广袤土地上的原住民没有向农耕文明发展，而是停留在狩猎采集文明阶段。因此北美原住民与来自工业革命先锋国家的英裔移民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力差距与文化差异，并以英裔移民彻底吞并北美土地为历史结局。

1、狩猎的原住民与务农的英裔殖民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两种生产方式完全无法相容。当一批英裔移民迁入一片原住民领地，开垦土地、划定田产并袭击进犯农田的野兽时，广袤的栖息地被一片片禁区割裂，另野牛这样的大型野兽难以适从，被迫向没有耕地的西方迁徙，原住民也就必须追随他们的食物和经济来源而西迁。由此一户户殖民者只占据了一小片领地，却破坏了整片栖息地原有的生态循环。而殖民者放牧养牛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原住民领地的挤占范围更为广大。

2、英裔移民远渡大洋而来，带来的各种农业与工业制品也另原住民难以抗拒。商人用一把闪闪发光的碎玻璃换取一大片土地的骗术不久就被原住民识破，但是织物、猎枪、马具这些能够极大提升原住民生活质量的商品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长期购买的。原住民不想变卖土地就必须加倍狩猎，以兽皮换取商品。过度狩猎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野兽种群数量锐减直至灭绝，原住民也就不得不迁往他处寻找新的兽群。而后殖民者发现了原住民与野牛的共生关系，以物种灭绝为目的大规模屠杀野牛，以此削弱原住民势力。

3、当原住民意识到农耕文明会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尝试以武力夺回英裔农户占领的土地，那么就会面临农户背后跨越农耕与工业两个文明等级，人口、武力、组织能力都具有碾压级优势的殖民地政府的毁灭性打击。

  英裔移民在欧洲深受失地无产之苦，对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耕地抱有极度的渴望。整个西进运动当中英裔移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自身殒命于猛兽瘟疫饥寒，和原住民刀枪之下亦不计其数。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并不希望与北美原住民激化矛盾，徒增殖民地治理成本，因此试图约束移民扩张领土。然而此举除了加剧殖民者对英国的不满，推进了美国独立进程以外毫无成效。独立以后美国的联邦、州、乡县从上到下在扩张领土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对北美原住民领地的巧取豪夺转变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

4、联邦政府的官员来自于地方各州，因此中央与地方本就利益相通。于是联邦与州唱红白脸，或称作“好警察与坏警察”。边境州鼓励居民开辟西部边界，侵犯原住民领地。联邦假意阻拦，以联邦权不能干涉州权为由阻拦失败，再以联邦外交的名义与原住民谈判，劝其售卖土地挽救损失，最终以低价收入土地。联邦收购土地后再倒手卖给地方州县，所得用来充实国库。

5、联邦对州的管制是优柔的，对与原住民签订的边界协议的态度是反复的，但是对原住民每一次反抗的回击都是坚决有力毫不留情的。西进运动不只有美国的农户牧民披荆斩棘开疆拓土，更有美国陆军骑兵团四处奔袭滥杀妇孺，所过之处原住民尸骸蔽野血流成河。在联邦的纵容下各州越过联邦的外交层级，直接胁迫边境原住民以极低的价格转让土地，逼迫他们继续西迁。

6、一部分原住民展开和平的自救行动，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尝试以农耕为业，试图融入美国社会，却与其他非英裔种族——比如刚刚获得自由身份的非裔一样处处受到排挤与限制。他们生产的粮食无人平价收购，他们也不被美国公民的社区所接纳，更没有公民权政治权。

7、北美原住民缺乏农耕技术、身体素质与免疫力不如非洲奴隶、反抗意识强，奴役北美原住民有违相关法律，种种原因之下，英裔农场主无意奴役北美原住民。南美洲原住民在西班牙人的奴役下从事生不如死的苦役，在罪恶的奴隶制社会体系中原住民的母系基因留存于后世。对于英裔移民来说，奴役最初接纳帮助过他们祖辈的北美原住民既突破了基督教伦理道德底线，也会从法理上做实他们的侵略者身份。因此殖民者将北美原住民排斥在社会生产体系之外。北美原住民相比南美原住民或许保留了些许尊严，但生活同样贫苦，大量族群在殖民者一步步扩张中走向灭绝。

8、来自欧洲的瘟疫杀死了大量原住民。然而北美原住民离散分布，而南美原住民农耕聚居，因此瘟疫对北美原住民的影响应当要小于南美。北美原住民为何大量感染瘟疫，酒精不耐受的原住民为何不断沾染酒瘾，真正的历史原因还需考察。

  北美原住民在英裔移民的步步紧逼下不断西迁，被迫与世世代代相互敌视的其他部落聚居于保留地中，争夺已然濒危的野牛。一个词可以概括大多数北美原住民的直接死因，那就是贫穷。他们死于饥饿、寒冷，死于医疗条件不足，死于迁徙的艰难险阻，死于单衣赤足涉渡密西西比、阿肯色、科罗拉多一条条冰冷刺骨的河流，死于生活无望后自我了结。还有部分原住民北迁加拿大，在那里继续被英裔移民挤占生存空间。如今美国主流舆论没有推卸责任，承认北美原住民的贫困与大量灭绝是欧洲殖民者造成的，只是对原住民受害者的具体数目有所争论。事实上美国建国初期无论在国会还是民间，已有公正的声音对原住民的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并为原住民鸣不平，只是声量非常微弱。回顾美国的舆论与艺术作品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随着北美原住民人口的日益减少，媒体对他们的描述逐渐从“邪恶的野兽”慢慢转变为充满人性与哲思的苦难民族，同时对本国历史上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反思逐渐占据上风。与之相对照的是，今时今日在北美保留地中仅存的少量原住民仍然遭受着代际贫困、外来犯罪、司法不公之苦。我们可以作出合理推论，假使公正无私的上帝存在并降下神迹，使得北美原住民恢复活力，人口与实力逐年回升，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美国的舆论会重新将他们宣判为敌人。从对北美原住民的做法上我们可以总结出英裔美国人得以“成功”的三大特质：贪不畏死、功利务实、与道德调和能力强。如果对这种殖民扩张的具体过程仍有疑问，也可以观察正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蚕食。

  由于美国在独立宣言中写就“人生而平等”，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伟大的社会实验，对非欧洲裔族群的排斥与压迫只是时代局限性的体现。然而英裔移民奋斗史在美国不同种族裔历史中明显占据特殊地位。从北美13州发展到如今的美国版图，英裔移民将西班牙裔驱赶向南，又将法裔驱赶向北。法裔在加拿大又被另一支英裔驱赶到小乡村之中。在与西班牙裔和法国裔的竞争当中，战争只起到了小部分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裔移民的工商业。在美墨战争发动之前英裔移民依靠更为先进发达的工商业已然购买了大量土地，大规模移民并控制了当地经济。南美洲殖民地的矿业、农业经济与欧洲母国的经济体系深度捆绑，而母国西班牙本就深陷殖民地“资源陷阱”，工业与科技发展长期落后于英国，甚至沦为英国工商业的附庸，为其提供工业原材料。西裔殖民地继承了这一缺陷，从独立建国到今日，南美各国仍没有走出国民经济依附于美西方工商业的经济发展困境。法国工商业一度落后于英国，但始终未停下追赶步伐，其在基础科学领域更是一直走在人类科学探索的最前列，因此与英国同属于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法国北美殖民地的萎缩应归因于缺乏国家战略。法国的整个北美殖民历程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盲动行为。法国作为欧洲的传统陆权大国，恐于在欧洲海外殖民的浪潮中落后于人，因此不以经济实际需求为驱动力，在北美盲目扩张，几乎全无经营管理。其后法国为报七年战争之仇以举国之力支援美国独立，因为没有合理地规划成本与收益而大受损失。北美的法裔殖民既没有独立建国的意愿，也没有被纳入法国的经济体系。法国无意在北美建立种植园以供养母国工业，仅与当地原住民进行贫乏的贸易往来。这虽然维系了法国人与原住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却也注定了北美法裔殖民地走向落寞。另一大原因是彼时法国处于大革命的动荡时期，政府疲于应对内政夺权与欧陆战事，无暇顾及殖民地的经营，只好将无力掌管的北美土地廉价售予美国。

  北美13州虽然不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经济最为重要的部分，却也是其帝国统治体系中的一环。大英帝国政府在连年战事，尤其是七年战争之后债台高筑，于是对北美殖民地倾销商品并加征苛捐杂税，以转嫁经济和债务压力。13州土生土长的英裔早就不服英国的管教、欺压与盘剥，长期违抗殖民政府，从事走私贸易。当大英东印度公司“合法”倾销的茶叶比走私的茶叶还要便宜时，13州殖民地居民愤怒地将英国一整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湾，双方矛盾被彻底激化。1775年4月莱克星顿枪响，1776年7月美国独立。独立后的美国以反对中央政府独裁，推崇民主自由为由，实行高度地方自制的邦联制。独立战争与英国海上封锁导致邦联各州政府债台高筑，州政府官员背后的大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此时美国的官员与资本家往往是同一批人）肆无忌惮地将压力转嫁给平民百姓。政府与资本家不但拖欠退伍士兵的军饷，甚至大肆苛捐敛财大肆兼并土地。义愤填膺的退伍军人认为政府背叛了建国理念，背叛了他们背井离家舍生忘死为之奋战的民主自由，顶替英国殖民政府成为新的独裁剥削者，纷纷带领穷苦百姓自发反抗。以谢司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美国各地爆发，一时13州狼烟四起。

  谢司起义对美国的影响与历史意义不亚于莱克星顿的枪声。独立战争塑造了美国的实体，镇压谢司起义炼就了美国的魂魄。镇压起义后心有余悸的大资本家们意识到不能再各自为战，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巩固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也便于谋求更多的利益。于是美国国父们重聚费城再议国体，改邦联制为联邦制，并赋予联邦政府实权和强有力的执法机关，美国政治由此完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新的国家政府一是负责协调各州之间大资本的商业往来并化解纠纷；二统办外交事务，代表所有本土大资本与外国资本谈判，防止各州因相互竞价和信息不透明而被外国资本骗取利益；三对内维持生产秩序，维持社会稳定，镇压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反抗。所以说美国立宪的基础是构建本土大资本的利益共同体，其制度的本质是服务于大资产阶级，在这点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殊途同归。

  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短视与贪婪会导致利益集团的灭亡，于是让渡一部分自由与利益给联邦中央政府，以期联邦政府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秩序，并有效偿还战争贷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本土大资产阶级是主要的资助人，新兴的美国各级政府无力偿还这些欠款。联邦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将这些贷款转化为上百年的国债，由大资产阶级长期持有。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它将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与美国命运相绑定。因此美国大资产阶级视自己为美利坚理所应当的主人，美国政府官员为大资产阶级做管家也觉得并无不妥。然而士兵的薪饷同样是债务，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而奋战的大多是这些平民庄稼汉，何以他们的欠款可以被抵赖，他们不被认定为美国的主人？只能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在大资产阶级与平民之间做出了毫无意外的选择。

  如何选拔联邦政府官员涉及到各州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到如何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以安抚民心。美国国父们没有想出比票选制更好的方式。有鉴于票选制的古希腊老家发生过“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为了防止美国被所谓”民粹力量“绑架，制度设计者们为广大民众的政治权力设定了以选举人团制度为代表的种种限制。联邦政府在众议院外另设参议院，议员决定权来自各州政治高层而非直选。通过在民众与政府之间设立多个中间层，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大大降低了民众经由民主程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美国的选举制度处处展现当年制宪会议各家资本集团博弈之激烈，譬如参议院与众议院席位的差别，奴隶主从每个黑奴上窃获的票数占比多少。围绕权力与利益的争斗在美国票选历史上不断上演，这并非人之过错，而是制度使然。票选制也许能终止争端达成妥协，却难堪为国家树立大义指引方向的职责。美国立宪时联邦权与州权如何分配亦有争议。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拥护联邦权，支持大政府模式，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拥护州权，认同小政府模式。而后联邦党式微，杰斐逊当选总统。他在执政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各州资本利益的保障与增进离不开联邦的有效统筹，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因此施政政策逐步向大政府方向靠拢。而后美国政治版图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持续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大部分英裔公民贫富差距并不明显。美国北方以独户经营的自耕农经济为主，多个自耕农家庭组成聚落并建立村镇。由于此时的美国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村与村、村与州政府的联系并不紧密，西部村落更为蛮荒。因此村镇较为封闭，十分依赖社区自治。美国作为一个开辟全新制度的新兴国家，联邦和州一级的政治家们对民主自由精神的条分缕析，为了梳理法理逻辑与精确界定各方权责，对法律字斟句酌，这些都一时无法被大众消化吸收，对基层治理的实际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各个村镇之所以没有陷入管理混乱，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村镇都由以英裔为代表的单一白人种族新教徒所组建。单一的种族与相近的文化背景赋予了社区团结安定的基础。除此以外这些白人村镇也有着那个时代独属于美国的特色。

1、认同人民主权思想，人人平等。美国的基层农民摒弃了欧洲乡村的贵族领主封建特权，从思想与实践上笃行民主制度。这种新的制度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没有了封建剥削阶级，每一户家庭的付出都会产生回报，促使他们努力劳作，用心精进农耕技术。没有了贵族阶级垄断特定行业，每个家庭必须加倍努力学习各项生产生活技能以维持生活运转，如民房建造与修缮、制革缝纫、食物贮藏、枪械射击等。因此在19世纪初美国的农民就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手工业技能和相当高的识字率。加之以这些农民都是自由民，这为美国后续发展工商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

2、迁往美国的新教移民虽厌恶欧洲教会贵族阶级的贪婪与专制，但新的世俗思想体系尚未成型，无法团结民众，民主的法律与制度更不完善。因此他们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信仰，将宗教重新定位之后再度奉为上宾。美国人首先规定宗教人士不得干预现世权力，只能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作出指导。而后基督教成为美国国民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成为立国之本。美国脱离大英，行民主自由之道，是奉上帝之命，行基督之理。个人的一言一行也应常念上天有灵，以新教道德伦理约束自己。宗教理念与宗教宣誓频频出现在美国的法律、行政命令、政客演说当中，这种情况在乡村更为普遍。宗教伦理被用来填补各种法律漏洞和治理缺位。广大民众在民主制度的未知领域迷失时便会求教于基督教，由此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共识和内心当中的安定。宗教在美国地方基层不但团结了民众，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抗衡个人主义，发扬奉献精神的作用。民众在社区政府与教会的组织下积极筹建学校、医院、福利院等公共设施，使得小镇作为乡村的中心，不单有农具修理、谷物研磨、商品交换等经济功能，还完善了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

3、美国新教信徒当中的清教徒因其崇信自律，在生产劳动中尤为努力，为美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颇多。在新教当中还有部分教派，如一性论、自然神学、贵格派等开明教派，其理念与科学思想已然十分相近，不少信徒也确实投身科研事业。这些受到欧洲教廷排挤迫害，得到美国庇护的开明教派人士日后为美国的工业与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方的这种小农经济生产力还很有限，农耕技术相比欧洲仍较为落后，大部分村镇只能做到自给自足。整个社区作为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多是以物易物，工商业并未成熟。这种内部纯真质朴其乐融融的乡村，客观来看也并不都是美好之处。作为一个以种族和宗教团结的社区，它天然地带有种族主义和宗教文化排他性。这种机制将英裔基督徒和少量其他白种人团结在一起，进而促成了美国人民的团结，却将其他种族和宗教排斥在外。这一历史实情确立了美国“英裔白人基督徒国家”的民族国家基本性质，美国也在法律上践行此原则，长期只认可英裔白人基督徒的公民权，对其他族群或是奴役、或是驱赶、或是杀害掠夺。在这些恶行中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宣泄，也常能看到假宗教之名行个人利己主义之事。西进运动中白人侵略者打着“天赋使命”的旗子贪婪地抢占原住民“异教徒”的土地，而后建立教会学校“感化”原住民儿童改信基督，作为他们“赠予”土地的报答。南方奴隶主也利用宗教加强对奴隶的思想控制，各种歪曲基督教理论，试图正当化自己的罪恶行径。“英裔白人基督徒”虽然确保了美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国家力量的团结，但在美国的立国根基上蛀了一个大大的空洞。种族歧视政策在美国历史上一次次做出有害于美国生产力发展的判决；对外扩张以解内忧的狭隘民族主义思维惯性也使得美国自我改革的决心动力往往不足；种族主义的冷酷与个人主义的贪婪也在不断腐蚀着美国全体人民的道德与思想。

  个体的体能与头脑差异逐渐积累，假以时日土地兼并就会在农户间自然发生。美国的小农经济发展为农场经济，自耕农逐渐退出了美国的历史舞台。随着美国基础建设的完善，铁路邮路的铺设，工商业也将所有村镇打通。一部分农场在竞争中存活下来，而村镇的其他人或因失地破产，或受利益诱惑，纷纷进入快速崛起的城市，投身美国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之中。此时美国南方又是另一种景象。南方奴隶主倚赖温暖的气候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供给欧洲的工业发展。虽然奴隶制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在农闲时会产生大量供养成本，但种植烟草、甘蔗、棉花这些需要整年打理的农作物仍有利可图，奴隶主们便无意放弃在欧洲已经普遍被禁止的蓄奴制。在文化、习俗、精神面貌上南方白人奴隶主们与欧洲腐朽的贵族阶级越来越相近，有着强烈的宗族荣誉感，视劳动为有伤体面的行为。

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从镀金时代到进步主义

  独立之后的美国面临着历史上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最大通病——其经济仍然与前宗主国深度捆绑，难以做到真正独立。美国需要出口农产品到欧洲以换取工业品，但美国东海岸却被大英帝国的舰队完全封锁。为了生存美国很快派遣特使远赴欧洲与英国“和解”，签订不平等的贸易条约以保障进出口稳定通畅。这份屈辱使得美国始终不忘争取最纯粹的独立自主，不愿受外国的任何制约，要将全产业链牢牢掌握在手中。建国之后美国工业资本与农业资本旋即发生利益冲突，反映到国家层面就是工商业立国与农业立国的理念之争，也是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党争的主要议题。1812年以打击大英在北美势力，吞并英属加拿大殖民地为目的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惨败以后，“只有强大的本土工业才能够保证美国完全独立”已成为不争的真理。即使美国独立后几十年来屈从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即使工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之间的博弈旷日持久，并最终激化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美国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停下工业化的步伐，持之以恒地推进工业的自主化和现代化。

  美国北方工业资本与南方农业资本分歧不断加剧，联邦政府穷尽了协调手段仍无法阻止南北方的分裂倾向。到了1860年末，支持北方工商业的共和党上台。林肯政府决定不能为了迁就于资本之间的和睦，长期拖延国家工业的发展进程，一改联邦政府一贯的妥协态度，强硬打压南方政治诉求。不出意外，此举彻底激怒南方农业资本，南方七州遂使用宪法赋予权利脱离联邦。如今已然很少看到“南北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这样的天真片面的说法了。北方白人虽然支持解放黑奴，却并不希望与他们共存，而是要把他们遣送回非洲，或驱赶到墨西哥。也许工业资本家有心吸纳非白人作廉价劳动力，却无法违抗使美国团结一致的核心价值观——白人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力量，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亦缘由于此。南北双方的核心矛盾有二

1、西进领土归属问题。南北方资本对西进运动所获领土抱有同样强烈的占有欲。南方种植园主希望扩大种植园面积，北方自耕农希望获得耕地，北方资本家希望扩大政治影响力。于是北方势力便想通过立法规定西进运动新成立的州为废奴州，以阻止南方资本扩张。新领土的奴隶制度争端加剧了南北方资本的矛盾，北方受此启发，认为打击南方势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废除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命脉——蓄奴制。由此解放黑奴的问题扩大化，成为双方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2、关税问题。彼时美国工业实力仍大大落后于欧洲，本土工业制品甚至不如远洋而来的欧洲产品物美价廉，欧洲人购买南方经济作物时出价也比本土北方人更高。想要保护本土工业，联邦政府就必须提高关税，难免会使南方农业资本利益受损。南方农业资本向欧洲大量出口经济作物，换得欧洲工商业产品，因此希望国家维持低关税政策。北方工业资本希望抬高关税，以提高本土工业制品的市场竞争力，并遏制经济作物的流出，使自己获得廉价充足的原材料。关税问题是美国走“工业自主”还是走“农业附庸”的国家路线之争的集中体现。南北战争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十分少见，这场“短痛”却让美国后人免受这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承受至今的“长痛”。

  1865年战争结束，北方步入工业化的快车道，而南方陷入长期的经济萎靡。白人想要遣送黑人，却拿不出路费。此时的黑人除了自由一无所有，白人农场主输了战争，却仍然垄断着生产资料。大量黑人为了生存重新回到他们熟悉又痛恨的种植园，从奴隶变为佃农。当这些黑人不再是农场主的“个人财产”时，农场主们对他们的剥削更甚，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为冷漠。久而久之黑人佃农成为了债务的奴隶，丧失了劳动热情。白人地主与黑人佃户相互仇视，毫无合作提高生产力的意愿。同时期北方已经进入“农业革命时代“，农业发展蒸蒸日上，而南方农业生产管理荒废，技术指导全无，弃用农用机械，连农具牲口都很稀缺。南方的经济严重畸形，棉产量甚至较战前明显下降。

  为什么不分地给黑人？既然北方的自由民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和工商业活力远远超过南方，那么使黑人成为真正掌握人身自由和财富自主权的自耕农，辅以政府的农业技术指导，一定会大大解放南方农业的生产力。再者说，南北战争酣战时大批黑人入伍参战，用生命争得了自己的自由和北方的胜利，还有联邦政府的许诺——战后会将土地分给黑人。从任何角度讲，南方的土地都应分配给这些黑人。甚至在西进运动中，白人霸占原住民土地的一个借口就是，”土地应属于善用它，在其上耕种的人。“难道黑人在南方的这片土地上耕种得还不够多吗？追寻问题的答案便又回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白人基督徒中心主义“。当时的美国白人公民无法想象美国若非”白人基督教“民族国家，还能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且维持稳定。除此以外另有原因。南北战争爆发前，长久以来美国全国的白人便忌惮于讨论和设想他们对黑人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黑人一旦翻身得势，将进行怎样血腥残酷的报复。在这些白人看来，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优胜劣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每个人都必须紧紧抱住自己的种族同胞，与其他种族争夺权力与资源。这并非悖逆耶稣的不义，而是更大的正义。在南北方残酷的战争中，工业化道路的正确性不是被证实了吗；在家族农场你死我活的冲突中，美国人不是变得越来越勇武机警吗？白人这种未曾明说的深层意识形态既促使他们戕害其他种族，也缓解了由此产生的罪恶感。这套自我安慰的逻辑却在受害者翻身后使压迫者陷入窘境。只不过获得自由的黑人并没有这般狭隘的思想，他们希望与并肩作战的白人们建立一个真正人人平等的国家，他们也一次次证明了自己有不落于任何种族的道德、智慧、勇气来造福于己并造福于世。遗憾的是，拥有极端思想的力量占据上风，塑造了极端的社会现实。三k党、塔尔萨屠杀、威尔明顿屠杀、枪杀马丁路德金、迫害黑豹党，现实将美国的黑人族群一步步拉入歧途，最终诞出我们今天看到的，本质为个人利己主义的，包含流氓无产阶级思想的美国黑人种族主义。

  人们很快便将黑人的生活状况问题抛之脑后，因为美国进入到最为疯狂的年代。经过不懈努力，美国追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又接踵而至。乘着时代巨变的大潮，没有受过教育一无分文的底层白人也可以依靠奋斗、决策和运气翻身成为大资本家。人们如饥似渴地追逐着利益，仿佛有想不完的新点子，用不完的力气。冒险家们不断挑战人之所不敢为之事，犯人之所不敢犯之险，不知道明天会大发横财还是死于非命。大量的“新钱”崛起，”老钱“退幕。美国历史与现今的一个个商业巨鳄家族，他们的发家史大多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美国的商业版图在这一轮工业革命中打乱重组，在马太效应下资本不断向行业领头羊聚集，直至十九世纪末各个行业巨头联合成立托拉斯，这场阶级地位的竞逐终于尘埃落定，美国全身流淌的躁动的热血也迅速转变为资本的冷血。

  从一个农业国进步为第一梯队的工业国，这短短几十年无疑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有人说：”美国获此成功是因为奉行自由市场，推崇企业家至上的价值观。“让我们结合全球各国工业化案例，重新审视这一结论是否客观全面。

1、土地改革。美国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美国土地需要永世上缴财产税。美国政府更是有权出于公共利益考量征收土地。自然发展的工业化是缓慢、低效、曲折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极有可能在他国先进工业的冲击下半途而废。因此在工业化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政府的决心与力量至关重要。政府的职责是高效调配资本供给本国工业发展，因此对土地资源的绝对掌控是行政的基本条件。任何国家搞不清或做不到这一点，全面工业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美国土地实质上全部是国有资本，土地政策是这一时期政府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工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依法要让位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可以为了基础建设大手笔地批发土地，也可以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将大量水土资源与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封存保护。擦去史书上的脂粉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强盛离不开在几个历史阶段，美国拥有一个奉行国家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有效压制对国家发展形成阻碍的私有资本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2、工业的基础是农业。美国政府意识到农业是国家的基石，应当追赶欧洲农业技术，为国家农业发展做长期规划。然而这些工作指望不上短视自利的资本家们，必须由政府亲自操办。于是联邦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包办了从农学科研到技工教育，再到技术推广的一系列农业扶持工作。联邦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兴办农工学院，1887年颁布《哈奇法案》大力投资农学基础性研究。这些举措成果不菲，不但为美国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还为日后美国农企寡头称霸世界铺平了道路。与之相对比的是，近现代的一些亚洲和南美洲国家政府只知道“经济有自我调控能力”，对农业放任自流。即使工业科技在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普及，种植园主和大地主们也没有任何意愿发展农业科技，作物产量始终低迷。另一方面地主挑选种植作物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收益，而非国民温饱需求，致使国家长期缺粮买粮。一个国家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经济危机就极易转变为政治动荡。

3、助力科技发展。美国的科技成就非“自由经济”一家之功，而是政商学结合的成果。南北战争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国政府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维持高关税以确保本土工业有足够利润投入研发。建国伊始美国便设立《专利法》，鼓励公民研发，促进科技发展。美国政府深知《专利法》是为科技进步而生，而非为法学严谨而生，因此在践行专利制度时以促进科技发展为宗旨随机应变。为确保发明人劳有所得以才致富，权益不受大资本侵害，专注于研发事业而非官司和议价，政府慷慨解囊，直接向社会购买所有愿意出售的有价值的专利。面对旧有法律与新兴科技碰撞所产生的矛盾时，政府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拘泥与法条，果断打击“专利流氓”。政府直接下场调解企业专利纠纷，防止美企内耗迟滞工业发展。比如在美国的航空实力受困于莱特公司与柯蒂斯公司的专利权之争时，政府果断出手干预化解矛盾。就这样美国的专利制度在科技成果大爆发时期激发了国民的发明热情，维持了行业秩序，防止恶性竞争。美国在保护本国研发者权益的同时，对外国专利权采取明显的歧视政策。企业在美国政府与法院的庇护下大批量盗用欧洲发明专利，联邦政府出资收买欧洲发明人与技术工人移民美国。美国政府与工商业资本对科技发展长期抱有浓厚兴趣，对前景诱人的科工项目与天赋异禀的科研人才不吝投资与奖励。美国的大学一方面课题团队与政府或企业项目高度结合，另一方面政府与资本财团对大学基础科学的资助亦持之以恒不计得失。

4、扶植本土资本。政府通过军民融合、项目合营、产业指导、资金援助、行政和司法保护等办法，扶植了一批发明办企、研发为本的新兴实业资本，如爱迪生的通用电器、福特的福特汽车、格伦马丁的马丁飞机、贝尔的AT&T等。这些发明人是那个年代美国人民的偶像，他们创办的企业日后也成为美国工业与科技的顶梁柱。为了与欧洲实力雄厚的工商业资本相抗衡，美国政府乐见国内垄断寡头的形成，甚至是其主要推手。政府为大资本修建铁路、运河、油田、矿场、工厂大开方便之门，配合其兼并土地，坐视垄断巨头吞并中小企业。面对激增的用工需求，政府用近乎欺诈的手段大批引入欧洲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协助资本家压榨劳工，镇压工人抗议。工商业寡头的崛起推进了全国经济整合，也帮助联邦政府将州的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自身。

5、吃苦耐劳的民族性。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民族都有可能在逆境中磨练出优秀的品格，任何民族也可能在安逸中失去进取的精神。在美国工商业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以英裔移民为主的美国白人崇尚劳作、鄙夷闲逸，整个白人社会洋溢着积极的氛围。相当一部分新贵资本家，第一笔投机生意的启动资金是打零工做跑腿一分一厘积攒的。在这个种族主义国家之中，受到法律保护劳有所得的白人们没有因为可以剥削其他族裔而变得好逸恶劳拈轻怕重，在基建工地和农场牧区不乏埋头苦干被晒红了脖子的白人。410天建成帝国大厦、112人牺牲于胡佛大坝工地、二战期间一周一艘航母十分钟一架飞机。美国航运业在造船技术不如欧洲的情况下，全凭减少靠岸次数、大胆提速来提高收益率，顶着高失事率在全球航运市场抢得一席之地。相比于耐劳，吃苦更为值得深究。耐劳是肉体上的被动承受，吃苦则是精神上的主动挑战。吃苦的精髓是钻研，是刨根问底不妥协，是精益求精，是对脑力的不断鞭策突破极限。只耐劳不吃苦其实是精神上的懒惰怕累，陈旧的技能重复一万遍无法“增益其所不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科技上的领先离不开耐劳，更离不开吃苦，离不开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思维力上暗暗地比拼角力。只愿意耐劳可以将土木建筑修建得无限远，却无法让一座钢铁大厦拔地而起伫立不倒。在美国工业与科技崛起的历史中，在那些工作一生的企业家、资本家、发明家、科学家身上，我们除了看到利欲的驱使，也可以看到吃苦好胜、乐在其中的性格特质。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全境一片疮痍。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便超过英国，20世纪伊始美国GDP也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第一。美国工业化的成功不仅归功于政府中有识之士的坚持，与本土工商业从业者的不懈努力，也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美国与欧洲大陆远隔大西洋，沿岸城市或许无法抵御欧洲列强的舰队袭扰，内陆的战略纵深却让美国很难被人数有限的欧洲远征军征服。由此美国的国家主权受到的外部军事威胁较小，联邦的军队规模与军费开支较小，为经济发展供给了大量人力物力。美国建国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在欧洲列强的争端中维持中立。然而欧洲每每发生战事与动荡，都难免会影响到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因此间歇性的经济作物滞销与工业产品断供为美国建立本土工业提供了契机。集合上文所有有利条件，美国工业仍有可能受制于欧洲工业的先发优势，只能依赖规模优势做到“大而不强”。如果美国没有幸运地遇到并抓住了电气革命这一“天时”，很难说美国在历史上是否有机会真正超越英法，做到体系全面、技术领先的“又大又强”。在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工人生活状况普遍极为恶劣。当英裔移民的后代不堪忍受城市工商业资本家的压榨，纷纷出走13州西进圈地之时，源源不断的海外移民从动荡的欧洲逃到美国，与刚刚争取到自由身份的非裔填补了工业岗位的巨大空缺。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种族歧视、隔离与政治权利剥夺的不单单是非裔，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非英裔的欧洲移民，例如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犹太裔，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包括宗教歧视、司法不公、从业限制、消费限制、舆论污蔑等等。欧洲穷苦百姓逃离兵役战乱来到和平美国，解放黑人逃离三k党私行仇杀来到自由北方，却又遭受了工厂苦役，与警察、资本家打手和种族主义暴徒的殴打。工人一周的工时逼近60小时；妇女在厂房污秽冰冷的地面上临盆；没有早夭的儿童在6岁便受生活所迫充为童工，被巨大的机器断指烫皮。这是美国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却是美国人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镀金年代”。

  随着资本实力的壮大，资本家镇压反抗的手段也愈发娴熟。这一时期大资本家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改为幕后操纵政治代理人。围绕着资本运转着一整套统治体系。市长与议会对大资本言听计从。法院曲解法律，操纵陪审团，做出倾向于资本的审判。警察镇压抗议，执行驱离、戒严、囚禁等暴政。黑帮与流氓骚扰工人，恐吓抗议领袖。报社撰稿污名化工人运动，高唱资本家、污吏与暴徒的赞歌。当事态难以遏制时还有最后手段，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强力镇压平民。“镀金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为人所不齿的勾当将美国崇尚的“自由民主”践踏个粉碎。政客与官僚肆意妄为，对法律和上帝都毫无敬畏。他们一门心思只为资本服务，因为供养政府财政与私人金库的是资本，而非选民。可是资本的丰厚利润正是剥削压榨广大民众得来的。这一时期官商勾结、贪腐横行、无产者民不聊生、假冒伪劣充斥市场、人地矛盾频发、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浪费严重，更加之垄断资本权倾朝野、金融业无序生长、诈骗案此起彼伏。这其中有工业化原始积累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也有美国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政治崩溃、政府失能的具体表现。在美国资本高歌猛进的20世纪初，国家的阶级矛盾却已然濒临爆发。太平洋铁路公司因为诈骗大案而破产并遭肢解，涉事的大量政客与资本家却未受惩罚。民众对国家的黑暗现状忍无可忍，政府与政治家族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美国的大资本已然淡忘他们的短视与贪婪会招致何种祸患，作为贤能的“管家”是时候规训规训年少轻狂的“主人”了。于是这些人借助汹涌民意，发起了进步主义运动。

  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偶然，美国大资本支持的麦金莱总统意外遇刺，使得副总统罗斯福突然得权。1890年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案》颁布，但从未被政府严格履行。在罗斯福的强力推行下，政府依据反垄断法拆分了北方证券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罗斯福政府介入并调解劳资纠纷，提高了工人待遇，社会紧张局势得以缓和，生产活动得以恢复。罗斯福出台一系列法案，打击托拉斯，调控市场价格；对食品药品制定卫生标准；设立环境保护区并由政府出资鼓励国民植树造林。正如进步主义的“进步”二字所隐含的改良意味，罗斯福只是修正改进了美国的制度与政治风气，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为了化解金融危机罗斯福不得不求助于摩根家族，因此对JP摩根的拆分不了了之。从罗斯福开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公路建设，一方面为了打压铁路托拉斯，另一方面也为了扶植新兴汽车资本，使其带动石油、钢铁、橡胶、基建、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与整顿市场同步进行的是制度改进。防范“民主暴政”的政治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已然成为政治新贵们独断专行鱼肉百姓的工具。于是在进步主义的推动下，联邦参议员改议会选举为普选，党内总统候选人改党内推举为普选，其余多种政治权利也以票选的形式赋予公民。立国以来美国公务员任命实行分肥制，多由选举获胜的政客指定一些助选有功之臣担任。1883年美国出台《彭德尔顿法》，效法英国实行考任制考绩制遴选公务员，以代替滋生腐败的分肥制，后续又逐步完善考核制度。“政府实务多毁于党派政治斗争和政客的不专业，交由技术官僚更为高效和公正”，进步主义思潮中的这一观点促使大量技术官僚入阁。1939年《哈奇法》进一步规定文官不得参与党派活动，不得有政治倾向。在进步主义的一步步改革下，美国的官僚阶级诞生了，一个稳定的、专业性强的官僚系统从政客与党派手里接管了美国的运转工作。至于“民主暴政”是否是杞人忧天，日益膨胀的官僚阶级是否会成为美国政治的顽疾，推行进步主义的政治家与民众只能把问题留给后人解答了。

  技术革命带来了工业化大爆发，城市极速扩张，生产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这种社会剧变导致人际关系瓦解，个人思想迷茫堕落。凝聚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自耕农的乡里互助精神与基督教道德节操，都在工业革命与资本扩张的冲击下迅速崩塌。社会变革之时，所有旧有的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以后，唯一留下的便是发自于人类动物本能的个人主义。于是很多美国人反思，“镀金时代”的种种政治乱象与社会黑暗都源于精神上的堕落，应当回归传统思想，歌颂美国的”农业神话“，用传统乡土文明、宗教道德来抵御个人利己主义对灵魂的侵食。这一反思运动的兴起中既有土地资本与工商业资本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有个人精神上的反抗与自救。类似的保守主义思潮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它或是希望用旧办法在新时代复现历史成功，或是希望旧思想与新时代强行贴合。因此在这波呼吁道德回归的进步运动中掺杂了不少英裔至上、白人至上、排外主义的落后声音并非自相矛盾，它们都源于刻板复古的思想。作家杰克伦敦的早期思想便是这种进步与落后二者兼具的典型例子。虽然一个国家丧失了集体思想认同确实有存亡之虞，但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注定会复辟失败。美国由自耕农过渡到农场模式，再过渡到食品工业是资本主义农业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美国不会为了自耕农的道德与浪漫而止步不前，况且自耕农的生活并不悠闲，西进运动获得土地的过程也毫无道德浪漫可言。第一个吹嘘”田园牧歌“的美国人，杰斐逊总统奴役着六百个黑人奴隶。思潮过后，美国人继续探索适应于新时代的文化思想国民认同。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发现，与资本主义制度适配的意识形态恰恰就是个人主义。

  美国政治与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当然要感谢进步主义运动，不过另有三件事情同样重要。

1、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以IWW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人团体在美国纷纷成立。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新的工人团体摒弃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资产阶级落后思想，在组织广大低技术工人、团结不同族裔、提高阶级斗争策略、普及科学的社会观上都有着巨大的突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切实地为广大工人争取到部分权益，也为政府与企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实现。然而正如第二国际的消亡所示，在奉行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先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需要面对更为巨大的挑战与复杂的困难，纵观历史往往是无疾而终。首先是资本已然构建了一整套从国家机器到小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从理论武器到舆论宣传，极为完备的针对无产阶级的压制体系，因此对于这些深陷资本主义腹地的社会主义工人团体，非暴力不合作几乎是唯一选择，武装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工业先进国家有能力提供多种途径来软化收买国民，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妥协性、利己性来瓦解社会主义运动。下文所述两点便是资产阶级成功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事例。

2、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不再镇压工人抗议，主动提高工人待遇，大幅提高日薪、降低工时，最终反而提高了资本自身的获益率。究其原因，生产过剩是制造业垄断资本难以避免的发展瓶颈。制造业资本依靠剥削工人压低成本来扩大市场份额，所有产业都如法炮制就会导致全民消费力萎靡，市场萎缩反害资本。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以扩大市场容量。除此之外，随着残酷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接近尾声，工业技术进步与生产方式革新使得单位工人产生的价值大幅提高，行业有更大利润空间来提高各方收益。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是受屠宰场流水线的启发而发明的，福特工人的生产条件与工资待遇却可以远超当时的屠宰场工人，就是因为现代工业与领先科技对行业进行了赋能。新诞生的流水线与精密仪器对工人技术能力的要求或有提高、或有降低，但是对工人主动积极的劳动意愿都有着严苛要求，因此满足工人诉求也是资本家无奈的选择。美国航运业也早有提高工资从而扩大收益的先例。美国船员薪资明显高于同期欧洲船企标准，由此带来了美国船企工作效率与冒险精神的大幅领先。

3、资本主义工业先发国面对工业原始积累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与资本主义内生的社会矛盾时，令人失望地全都走向了对外扩张转嫁成本的帝国主义。与进步主义几乎同时发生的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野心开始萌动。急于缓解国内压力的政客们与千方百计阻挠改革的资本家们终于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将盛行于世的进步主义思想诱导向“美国例外论”，进而演变为“使命论”，为美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思想工具。美国高举“门罗主义”大旗，把攫取利益的手最先伸向拉丁美洲，1898年在全世界的错愕中对西战争一战成名，从此开启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篇章。美国资本在帝国势力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大获其利，于是分出一部分利益来提高社会福利收买国民。国内的各路”正义之士“也因为美利坚向世界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文明而自我感动，两方各得其所。可以说”使命论“与帝国主义不但杀死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杀死了进步主义运动。

全球化与金融帝国，平权运动与无德狂飙

  进步主义改革与对外扩张大大改善了美国主体民族白人的生活水平。国内市场产销两旺，经济繁荣发展。一战之后美国经历了市场变动带来的极为短暂的经济危机，而后经济突飞猛进，进入“咆哮的20年代”。美国企业紧跟海军陆战队的侵略步伐，在拉丁美洲攻城拔寨，掠夺资源奴役工农。以民主反帝之名而独立的美国在南美血腥镇压民主反帝运动，被美国人禁止和唾弃的奴隶制也在这里由他们亲手复活。廉价油矿源源不断地汇入美国工业，南美水果堆满了商店货架。从南美归来的侵略者们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得他们，工人享8小时工作之福；得他们，农民享补贴保底之利。消费主义热潮在资本的推动下达到了历史巅峰，生产规模与消费市场空前繁荣的同时，投资与借贷也使得金融业蓬勃发展。这一时代美国终于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全球游资争先恐后涌入美国，投资各种产业和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疯狂纵情的“柯立芝繁荣”之下巨大的灾难已然开始酝酿。金融产品利率在攀比中不断走高，金融泡沫持续膨胀，风险积聚显现。金融游戏的高利率带动资本脱实向虚，当金融游戏难以为继，经济危机进入前奏时，实业资本被优先抽离用以维持金融信心。大萧条爆发前美国的生产已然开始降速，工厂关停，中小企业倒闭，无论是总统柯立芝还是商业部长胡佛对这些都心知肚明。但是资本把持经济，民众陷入狂热，政府无能为力，只能坐视灾难降临。

  1929年秋天，经济永远繁荣的童话结束了。胡佛总统并非无能之辈，但是他手段软弱，只能呼吁资本自我约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家族军政商三界多年耕耘的加持下，更有信心也更有资本向选民承诺，将带领政府亲手惩戒规范失控的美国资本。罗斯福对贪婪无道的大资本的激烈抨击为他赢得了选民支持，最终毫无悬念赢得选举。今天的美国人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经济危机是当下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政客和选民不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挽救经济上，而是一定要惩罚富人呢？”在当时大资本对美国现实权力与国民思想的统治力还不像今日这般强大，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美国人往往比今天的美国人有更清晰的认识。诚然大萧条的爆发，资本、政府、国民都难辞其咎，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金融投机与超前消费。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经济泡沫都来自于金融投机，随着这一波电器革命热潮逐渐退去，大量失败的研发项目也难以避免地制造了经济泡沫与市场紊乱。但是这场游戏毫无公平可言。经济飞涨时大资本作为游戏的发起者，无论是工业革命红利还是金融泡沫膨胀，都占据了绝大部分增益。经济崩溃时大资本又凭借对资本的掌控，牺牲全社会来保全自己，因而受到的惩罚最小，自身在国家资本总和当中的占比反而还大大提高了。一方面平民大量失业，产品物资极度短缺，另一方面资本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不顾政府禁令与舆论谴责，裁员减薪、关停工厂。当被解雇的工人与破产的中产阶级沦落街头，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时，资本家的生活水平丝毫没有下降。

  由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社会有需求，产业有生产能力，为什么这一次生产过剩，资本不用提高工人待遇的方式解决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服务资本，而非救济平民。制造业资本出赁生产资料、组织生产，不是为了给工人提供工作，也不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产品，而是为了自身的积累增长。制造业资本的盈利模式需要生产销售的持续运转，只有运转起来它才能从过程中不断提取剩余价值。制造业资本只在扩大市场的收益覆盖成本上升，并且超过现有利润率时，才会给工人涨薪。然而当小幅涨薪无法扩大产品市场，而大幅涨薪扩大市场所带来的收益能否覆盖增加的成本，收益率是否超过当下都为否定或不可预知时（比如现有国民经济状况下的目标市场已然饱和、经济困难时期生产的是非生活必需品、产品缺乏竞争力、成本被各种因素逼高导致没有涨薪空间），那么回到极限压榨工人的生产模式就是资本利润率稳定最高的理性选择，没有资本家在这时候会大发善心抚恤雇员。当制造业运转不再为资本盈利（技术能力所限导致生产力低下、金融成本与负债过高、整体经济紊乱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走高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大于销售收入，成本、定价与销售量三者无法调和），或盈利能力远小于金融业，亦或是资本家已然完成资本积累，其垄断与消费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时，资本就会停止扩张减慢运转，降低成本排除风险，把负面效应丢给社会和政府。这种作法虽然会使经济雪上加霜，却非常符合资本主义的宗旨。工厂是否开工只取决于利润率能否打动资本家，而不是民众对产品的需求和其它公共收益。

  资本用金融泡沫巧妙掩盖了进步主义改革后再度回潮的，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严重生产过剩。资本在新的不公分配中大获其利，产出的海量金融风险使国家经济危如累卵，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以空前剧烈的形式爆发，之后便撒手不管，政府与新任总统却不得不出面平息灾祸。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此言有夸大其辞之嫌。美国当时仍然有着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规模，有着充裕的粮食产出，还有着多年贸易顺差所积攒的超过全球储量一半的黄金。美国不一定毁灭，但资本主义美国已然岌岌可危。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罗斯福意识到，为了延续资产阶级的统治，政府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扭转局势，哪怕借用社会主义政策工具。

  罗斯福上台后首先给了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们一个下马威，强力拆分摩根财团，加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范金融市场。惩戒金融资本的同时罗斯福又不得不出资拯救金融业，因为美国制造业受到金融业崩溃的严重拖累，想要恢复生产只能先控制债务挤兑与稳定市场信心。罗斯福先是动用政府强力手段，强买强卖收走民间的所有黄金，继而宣布放弃金本位并大量印钞使美元贬值。此举虽然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恶劣行为，但是有三大收效：一大大增强了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二美元贬值促使民众积极消费拉动生产、三回收的黄金注入银行业从而稳定了金融市场。另一方面美国颁布《白银购买法案》，作为产银大国的同时大肆收购全球白银，垄断白银市场从中大赚一笔。金融稳定后罗斯福全盘继承了胡佛用国家建设项目带动经济与就业的政策，政府带头大搞基建工程，维持了社会稳定，也在政治上拉拢了制造业资本，使国内的生产规模不会进一步萎缩。国家基建本质上仍然是把债务向后延续，期待基建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便利能够换得未来的收益。罗斯福为了安抚工人、稳定市场、维持生产，借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或可称为凯恩斯主义）强制规定企业生产规模、价格区间、市场份额；规定工人有权与企业议价，派军队保护工人抗议罢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与最高工作时长。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罗斯福新政颇有微词，一方面出于资产阶级利益考量，另一方面也由于罗斯福新政改革受资本主义制度所限，触及到大资本的核心利益时往往使不上力，实际效果差强人意。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代表，并没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他只能用政策手段调节市场、诱导市场主体行为，却无法改变少数人垄断大部分生产资料的问题本源。社会生产为少数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服务，市场就不可能向良性发展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于罗斯福承认大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其施政改革就处处需要借力于大资本。这导致政府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大资本兼并挤垮中小企业的现象更为严重。约束资本的新法受到大资本重重阻挠，实行过程步履维艰，政府多数时候只能揪住中小企业与个体户穷追猛打。在美国农业问题缓解后，《农业调整法》被判违宪而遭废止。（1938年罗斯福的指定接班人华莱士重新修订《农业调整法》并获得国会通过。二战后美国农业逐渐转型为食品工业，农场主名义上拥有耕地资本，实际上已然成为农业垄断企业的债务人与雇农，而大农场主的政治影响力又大于小农场主，因此各种农业法在执行过程中补贴力度不断向大型农场倾斜。）美国经济状况缓解后，《全国工业复兴法》亦被判违宪遭禁。意图将保障所有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写入宪法的《第二权利法案》也随着小罗斯福溘然离世而无人问津。资本随即大力推举杜鲁门，助其击败华莱士成为总统，罗斯福新政改革就此画上句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经济彻底起死回生，美国也将这次历史机遇运用到了极致。战争初期美国资本大发战争财，国会中孤立主义盛行。罗斯福政府力排众议，逐步在贸易上选边站队，并在二战最为难解难分之时下场收割残局，为战后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奠定坚实基础。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仅存的制造业工厂，政府终于降低关税壁垒，让产品倾销全世界。美国趁欧洲深陷战争债务之中，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首席国际货币。在战时与战后期间美国将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几乎尽收囊中。这批移民科学家为美国培育出一整套全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全、最为先进的科研体系，美国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这才全面超越欧洲，并依靠其规模与尖端的优势牢牢占据全球科研高地。战后美国与苏联大力扶持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肢解旧有的欧洲帝国体系，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政治体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看到了沙俄的快速崛起，也从各国的地缘潜力中看到俄、美必将成为世界唯二的主导力量，但他绝想不到俄国能够以一种新的文明体系挑战旧世界，正如当年率先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撼动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一样。尽管美国通过参与反法西斯战争，某种模糊的向往正义的普世价值观在社会当中发展壮大，但彼时美国社会的本色仍旧是“白人基督徒”民族国家。苏联有其严重的体制问题，有数不尽的愚蠢决策，但它的共产主义理念无疑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团结了民族国家无法团结的群体。少数族裔、工人、知识分子、学生、文艺创作者，一大批资本主义阵营的民众受到新文明的感召，投身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小罗斯福与副总统华莱士曾设想过，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良性竞争，然而现实是冷战在所难免。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然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扩张是不二选择。苏联尚未探索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生产力自始至终落后于美国，只能寄希望于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削弱敌方阵营。双方展开了从军事、科技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竞争。美苏两大棋手称呼这段紧张对峙的岁月为“冷战”，而对于沦为棋子和棋盘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美苏的斗而不破是以第三世界的动乱、屠杀、区域战争为代价换来的。

  冷战前期苏攻美守，资本主义阵营对内剥削工人、种族歧视，对外掠夺经济殖民地、镇压独立运动，内外不得人心，美国因此陷入劣势。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将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于华盛顿，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积极参与局部战争遏止社会主义势力范围扩大，在此背景下美国军工复合体崛起。科技研发上，在军民融合的前提下，政府针对私企研发短板，大力投入基础科学研究与新技术应用的前期铺垫研究。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吹嘘美国的先进科技全仰赖灵活创新、自由竞争的私企时，深究之下不难发现，私企的商用研发成果的核心技术都是在政府投资和主导的研发基地中孵化出来的，如darp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等等。贝尔实验室虽然隶属于私企，但其重科学原理轻商业利益的研发模式受到政府的监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尼克松政府与沙特签订协议，构建石油美元体系，守住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国政府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不满，一方面大幅提高富人个税、企业税、遗产税，提高工人工资与社会福利，全民纳入国家医保，另一方面试图走出民族国家藩篱，探索一条能够保全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具包容性的新文明之路。亲民权运动的民主党上台便推动平权立法，如肯尼迪兄弟推出《民权法案》。以保守面貌示人的共和党上台后不走回头路，用国家机器维护立法通过的平权法案，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小石城事件。冷战时期的历任美国总统顶着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反对，一步步推进平权法案，最终破除种族隔离制度。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纷纷推出提高劳工权益的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法案，使美国工人度过了一段“一人养全家”的幸福岁月。政府这么做也许是出自于对平权进步思想的认同，也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出于对劳工的同情（把平民子弟推向越南战场，拿士兵和民众做核实验和生化实验，很难让人相信美国统治者们有能力和美国人民共情），但主要原因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领，他们需要直面所有压力，对问题的急迫性比资本家和种族主义者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1、来自民间的压力。没有民间的不畏强暴屡禁不绝的平权运动、工人运动、反战运动，一个票选政治的国家政府是不会主动改革向好向善的。

2、帝国统治成本飙升。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太空竞赛，海外镇压独立运动、支持独裁政府。美帝国在扩张的同时，统治成本也在飙升。国内通货膨胀，民众反对强制征兵，美国政府不得不让利于民，以缓解国内压力。

3、来自苏联的威胁。如果美国不能及时发明出一套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权叙事，平权运动毫无疑问将汇入反资本主义左翼运动的浪潮，从内部引发革命动乱，甚至颠覆资产阶级政权。

4、电器革命已然发展成熟，资本的布局也趋于稳定，大资产阶级通过技术专利壁垒和串联结盟形成垄断，统治力不断攀升，已然不需要投靠英裔族群或白人族群，豢养一群种族主义打手和贪官来维持统治。此时资本更关注海外利益的扩张，对内诉求以防范红色革命为首，因此无疑阻拦平权运动，也愿意分出一部分掠夺得来的利益收买民众。

  在冷战的平权运动中，真正推动美国进步的不是政客，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无数民间的正义之士。当不同肤色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挽着臂坚定不移地走在马丁路德金的身后时，美国这个国家也在进行着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蜕变。由狭隘的白人至上思想和愚昧的宗教自大情节构建的旧美国在新美国的映衬下黯淡无光，没有敌视、没有压迫，不同族群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展现在民众眼前。人民的思想向着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普世价值观迈进，这些平权运动中得来不易的价值观也成为日后美国最耀眼的思想瑰宝。遗憾的是，美国刚刚跨入文明国家的领域便浅尝辄止，停止了探索的脚步。资本统治阶级发现了平权运动所暗含的威胁。当美国民众打破族群隔阂联合到一起时，当他们坦诚布公地交流种族矛盾与国际矛盾时，假以时日便不难发现阶级矛盾才是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文明思想成熟后的美国人民便再也无法容忍，美国在海外无耻掠夺的行径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资本还胁迫民众为他们的海外扩张卖命。于是统治阶级开动国家机器，暗杀平权领袖，捣毁平权组织，驱散游行示威，殴打甚至枪杀抗议民众。60年代平权浪潮过后，7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资本统治阶级动用一切手段分化瓦解平权运动，污名篡改平权运动思想。打压正义人士的同时大资产阶级用物质利益收买民众，大力发展娱乐产业麻痹大众，利用媒体推广消费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此美国作为新兴的文明国家，其普世价值观被资产阶级庸俗化，改造为有利其统治的模板后又被强行刻上“神圣”的烙印。自此以后，在美国社会的主流语境下，反对资本主义就是愚昧无知、就是图谋不轨、就是叛国资敌。

  美国大资产阶级一番操作之后，其统治手段磨练得更为高超，统治地位大大稳固。与资本利益相绑定的美国的国力也与日俱增，而此时苏联的结构性问题已然积重难返，美国资本统治集团的出头之日就在眼前。吉米·卡特在无人看好的情形下偶然赢得总统选举，他在其任内试图解决经济滞胀、控制公务部门过度膨胀。卡特修正了美国外交策略，推出“人权外交”战略，与美国过去扶植的独裁军政府纷纷断绝关系。此举短期内使美国资本的海外利益轻微受损，但长远来看“人权外交”会成为美国更为巧妙灵活、成本更低、反作用更小的帝国统治手段。卡特总统是美国最后一位懂得规训资本、引领国家发展方向的传统型管家。此时美国大资产阶级已然羽翼丰满，再也不愿受任何规制，只希望他们的管家是唯命是从的奴才。卡特总统在执政四年后便黯然下台，不顾对其竞选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后任政府排除了金融隐患，站好最后一班自乔治·华盛顿起始的历史岗位。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资本集团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名义对国家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塑造了今日美国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资本的指令下政府大幅减免个人税、企业税、资本税，缩减社会福利，放松对企业的监管，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减免赋税没有让资本扩大国内生产，增加工作岗位，反而使资本抓住机会将实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成本洼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产业转移后美国从贸易平衡国变为贸易逆差国，强大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控制海外利益回流美国的强力工具。在这一时期美国资本完成了金融化的自我改造，以技术和金融操盘全球经济。在金融资本的运作下，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金融投机开启绿灯。里根8年总统角色表演结束后，美国大资产阶级将帝国权力彻底抓于手中，世界也随着苏联解体进入今天的后冷战单极霸权时代。在美国单极霸权的安排下，世界各国呈三环格局分布，美国内部社会也逐渐形成三环形态。可以说世界就是一个大美国，美国也是一个小世界。

  “三环”战略格局是美国总结了法国殖民模式、英国殖民模式、冷战基辛格模式等等现代帝国统治模式的经验教训，探索得出的集大成之法。

1、内环是美国，世界三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在美国的指挥下运转。

2、中环是西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中环国家的军事建设并不谋求对美独立，而是倚赖美军提供保护，由此节省出大量军费开支用以发展经济、发放社会福利。这种短期利益诱使中环国家的票选政府放弃军事独立。这些国家仅保留一部分军事力量，镇压其经济殖民地当中没有反抗能力的工业落后地区。或是为了配合美国军事行动，在美国掠夺发展中国家时分一杯羹。在科技上这些发达国家负责补足美国的科技短板，是美国科学界的移民富矿。在文化上美国的平权运动与文明国家思想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冲淡了这些有着复杂历史恩怨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趋同促进了这些发达地区的交流融合。在美国的文化向心力与发达国家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中环国家在舆论宣传上与美国默契配合，垄断全球话语权。在经济上当美国经济繁荣时，中环国家与美国合作与竞争并存。当美国经济遇到困难时，他们是美国经济危机的缓冲垫、储备粮。一方面没有军事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另一方面中环国家的政治精英和大资产阶级也无意为国家谋求政治独立。在“三环”战略格局当中，他们的行事逻辑不是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是向美国充分证明自身的可利用价值，换得投奔美国之后保有某种优势地位。因为中环国家的富裕发达并非未来常态，只是因为美国对全世界的统治尚力有不逮，需要为“盟友”的辅佐支付高额报酬。美国终将完全吸收吞没中环国家的优质资产，将他们贬为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帝国奴隶。这一点不但是美国人的期望，也是中环国家政治精英、大资产阶级乃至平民认同并为之做准备的未来现实。

3、外环是占世界总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外环国家负责为内部供给能源和原材料、提供廉价劳动力、接纳废物排放。在国际分工产业链微笑曲线中，看似有一些资源丰厚的外环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大赚特赚，实际上持有并开采这些资源的主要是美国资本，部分为中环发达国家资本。这些资本联合起来垄断资源市场，操控价格直接牟利，或控制市场供应量对生产端主体施加影响。可以说资源经济并非天然占据微笑曲线顶峰，而是被垄断集团拉高的，所获得的利益也几乎都被他们收割殆尽。因此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往往从资源国有化开始，而独立自主的资源大国俄罗斯是美国必须清除的帝国绊脚石。

  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徘徊在微笑曲线底端，承接高污染、低利润、社会成本高、转型与升级代价大、沉没成本高的实体产业。一美国和中环国家以技术和金融占据微笑曲线另一个顶点，控制着这些海外实体产业，与此同时严防外环国家在科技端向上攀爬，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发达国家高筑专利壁垒，以科技优势赚取技术溢价，用这部分利润继续投入科研，扩大领先优势，培育科研生态吸纳发展中国家人才，由此形成科研与营收的良性循环。而发展中国家作为生产端，利润低、债务高、资本积累困难。美国以金融霸权向发展中国家广收铸币税，外环资本或主动窜逃发达国家，或定期被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收割。发展中国家没有成熟的科研生态造成人才持续性流失，研发力量不足就只能在低端产业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导致无利润、负利润，研发资金进一步短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一小部分动乱与极落后地区是发达国家废物排放地，也是为发达国家客户的不法需求服务的灰色、黑色产业上游。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上，现代美国与欧洲殖民帝国、冷战时期美国并无本质区别，但受到的反抗却大大减弱。现代美国没有大规模殖民当地、没有扶植少数族群为虎作伥、没有资助勾结独裁军政府，而是在发展中国家培植一整套从资产阶级到政府官僚、从文人艺术家到外企雇员的买办集团。当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时，美国的经济制裁会导致买办集团利益受损，相关产业链上的所有国民失去工作，从而反对政府的独立政策。当独裁卖国者与人民为敌时，反动当权被推翻指日可待。然而当人民与人民为敌时，国家将蹉跎不前。因此美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票选政治，削弱政府主导力，鼓动人民内斗，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宣传票选政治、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这些于美国战略有利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培养开门揖盗的亲美势力，美国就必须寻求舆论霸权，实现媒体垄断。这种统治方式使美国能够慎用武力，节省战争开支，减少暴力带来的负面效果。这种统治方式也需要美国有一定的耐心长期经营，出让一部分利益培育中环、外环国家的买办集团。让渡的多，美国就会得到日、韩这样的忠实仆从；控制得当，美国就可以从南美国家的左右摇摆中长期渔利；竭泽而渔，美国就会一次次重蹈阿富汗的失败。再者美国也必须坚持移民接纳政策，为中环、外环国家的人民提供卖国求荣的晋升渠道，防止他们退无可退奋起反抗。

  美国对外环国家的最终安排只是维持统治予取予求，他们采用何种制度何种价值观其实并无所谓。不过全世界人都逐渐意识到，在“三环”体系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下，外环国家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必然会不断恶化，最终演变为救无可救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同中环国家相同，外环国家并非独立的整体，而是“三环”战略格局的附庸。因此这些附庸国家之内难有真正的爱国情怀。平民渴望赶在国家崩溃前逃离此地，削尖脑袋向内环移民。知识分子不寻求打碎“三环”体系，为国家独立、全世界人人平等而奋斗，满门心思钻入内环，成为外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上人。政客做决策不以国家利益为准，国家是政客换取个人利益和向内环攀爬的筹码。

  在“三环”战略格局下，世界为美国服务，而美国是资本全球统治集团的化身。资本统治集团运转由个人利益驱动，其成员的忠诚度自然无需担忧。在穷奢极欲享受的同时，集团只需要牢牢抓住几个关键统治工具：军事、科技、金融、媒体，其中军事最为关键。美国从工业强国转型为金融帝国，表面上是金融与媒体开疆拓土，为美国巧取全球优质资产，实质上功劳在于科技作经济压舱石，军事作政治达摩克里斯之剑。金融无法脱离实物而存在，无论是锚定黄金还是石油、粮食、淡水，金融强权的最终锚定物永远都是军事强权。军工科研保障军事强权，军事强权维护美元地位，美元地位带动金融繁荣。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确保美国有能力干预其他国家决策，确保任何资源和产业不与美国资本发生脱钩。强大的军事也是助力媒体垄断的利器。因此美国国内的去工业化必须将军工产业排除在外。为了维持军工产业在地发展，美国国内就必须存续一个庞大稳定的军工市场，因此在美国禁枪与限枪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军事是美国的王牌，是帝国的基石，历任政府无人胆敢缩减军费开支。美国花费高昂代价供养军工复合体证明一件事，熟读马克思著作的资本家们也会尽量避免卖出绞死自己的绞绳。

  现阶段资本世界统治集团还无意更换国家概念的美国这个得力的统治工具。美国是统治集团手持的束棒，束棒上的战斧就是美国军事。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不止有冰冷的装备，还必须有成千上万活生生的人。因此美国的主人必须维持美国国内秩序井然，国民为了主人召之即来、慷慨赴死。在接下来介绍美国国家与社会现状之前，我们可以先问美国人一个问题——“谁是美国的主人”。从宪法上讲美国的一切都是在人民主权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按道理讲全体国民就是美国的主人。官僚、媒体人、律政人、金融人、社会学者、活动家、白人至上主义者，美国有太多自认“主人”的人群，更凸显大资产阶级的“谦逊”——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主人，只会强调自己为美国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主权注定会让位于资本主权。或者说，同古希腊、古罗马类似，所谓“人民”指代的是贵族和公民，从来没有把奴隶当“人”看待。剖析美国不妨沿用经典比喻，大资产阶级是美国的主人，政府是主人的管家。我们不必联想是否有善使阴谋的邪恶家族打造了这一制度，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纵观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老钱新钱相生相克，政治家族潮起潮落。土地农业资本、工业制造业资本、能源资本、商业地产资本、军工资本、金融资本、电子工业与信息技术资本，当红的主人并非一成不变，但主人与管家的统治模式没有变过。

  政治改换门庭相比资本更迭有一定滞后性，管家往往与老钱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票选政治天然具有不确定性，大资产阶级也不再认为政府的管束与统筹有任何必要，因此资本逐步与发展壮大的官僚阶级深度绑定，把管家的权力分摊于更为稳定的官僚阶级中间，弱化票选政治仅存的一部分纠错功能。各部门公务员的福利金与养老积蓄都在资本手中运作盈利，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双向旋转门也一刻不停。在资本与官僚的联合下政客已然被架空，政客不去触动资本的根本利益就永远无法打破这种局面。政客想要对某个行业进行监管改革，就必须雇佣懂技术懂行业规则的人士做公务员，而资本在各行各业已然形成垄断，这样的人士都在资本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在无数次换装官服的业内人士对其行业“自查自纠”中，我们总能看到政府的整肃行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多次看到为了正义公理而脱离利益集团的技术人员不明不白地事故身亡。金融资本更是不加掩饰地直接掌管政府几大经济部门。票选政治也具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美国有两大政党，党内派系林立，联邦与州还是两套政府班子。为了减轻国家供养从政人员的负担，官僚制度由此诞生。然而官僚阶级的腐败不断加剧、规模不断膨胀，国家的负担没有减轻，民选政客与他们代表的政治理念反而与国家的实际运转脱钩了。这种体制下政客想要改革也有心无力。

  政客与治理实操工作脱钩以后，在票选政治中上位的就不再是精于治理者，而是精于竞选者。这些票选政客在执政能力上已然有可能大打折扣，施政目标也从解决问题偏移到挑动民众情绪拉拢选票上。从个人利益角度分析，票选政客也没有强烈的改革体制、规制资本的意愿。或有政客抛弃个人得失，除奸革弊破旧立新只为一腔“爱国热忱”，却往往孤掌难鸣。美国政坛多年来由民主、共和两党轮流坐庄，因此政客不单要为当政领薪时如何施政考虑，还要为失位下野时如何生活，如何反攻考虑。“草根”政客在任时忙于积累人脉壮大团队，即使是为了实现选民的愿望，也要抓紧机会扩大政治影响力，为今后的政治生涯铺路，因此很难拒绝拥有丰富资源的资本递来的“橄榄枝”，久而久之朝野百官沆瀣一气。另一部分政客本就出身于资本集团，或出身于与资本关系密切的政治世家。这些人同属食利阶级，无需担忧赋闲时的生活着落。他们从政是为了扩大自身、家族和派系的利益，绝无可能对资本得以恣意妄为的现行制度动手，因为他们就是这套不公平制度的受益者。无论哪种政客最终都不得不对资本卑躬屈膝，竞选需要海量资金，需要被资本垄断的媒体宣传助选，回馈选民更需要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行方便。观察历任美国总统选举，不难看出美国民众知道美国的问题在内不在外，对内政改革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民主共和两党选举人辩论主要议题都是内政而非外交。然而一党总统当选后政治重心都放在外交上，因为内政改革注定无功而返。从外部攫取到利益便可发放福利安抚民众，民众不满意便把问题甩给另一党，自己则坐等对方把问题和总统宝座送回来。美国政府联合人民惩戒资本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政府与资本联合形成新的贵族阶级，统治着美国的广大平民。这个资本统治集团就是美国国内的“内环”。资本每年花大价钱为票选政治“美化遗容”，就是为了防止美国民众意识到，在“内环”里面挑拣总统，等同于一群奴隶挑选督工。

  在“内环”统治阶级和“外环”无产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个“中环”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工人“一人养全家”的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体，美国社会呈橄榄形分布。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蓝领阶层的待遇不断下降，工作机会不断减少，“中环”只剩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群体。这些人是维持美国国家运转的主力军，是美国国家实力的源泉。媒体人与娱乐产业人维系着美国的舆论影响力；金融白领维系着华尔街的金融霸权；科学家、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等研发人员维系着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基层政府雇员与律师维持着社会稳定运行。虽然被称为“中产”，实际上他们并不掌握生产资料，只是薪酬较高的无产阶级。作为权力层级的“中环”，他们同样受“内环”的剥削，在维持生活水平的压力与债务税务压力下，对资本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在岗位上任劳任怨。“中环”是美国的承重墙、顶梁柱，他们的服务对象却不是美国，而是“内环”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在履行岗位职责时也在为“内环”压榨国民助纣为虐。媒体接受资本包养颠倒黑白，律师受雇于资本千方百计为他们脱罪逃税。在资本的胁迫下大学教授强迫学生购买昂贵的新版教材，医生开处方时加大成瘾性药物剂量，保险员找出各种借口拒绝理赔。而今美国进一步脱实向虚，大量劳动力容量较高的产业被劳动力容量较低的金融挤垮。人工智能又在快速发展，各行业（尤其是金融）的白领技术岗位被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于是美国的“中环”群体仍在快速萎缩，美国社会从“橄榄型”发展到“金字塔”，现在正向着“图钉”演进。

  “外环”包括蓝领工人、农民、无业者、无身份移民。只有少部分“工人贵族”隶属于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工会组织，依靠其政治影响力为成员争取到些许利益，其他绝大部分工人为雇佣工，与处在社会底层的无业者和非法移民多有交集。这个庞大的底层群体为美国构筑了物质世界。粮食、住房、武器、快递，这些物质不是白领们坐在办公室里操作各种工程软件变出来的，而是工人农民们用双手最终实现的。然而这个群体也是最被美国社会遗忘遗弃的群体。他们在文化上被嘲笑、经济上被剥削、法律上被欺骗。资本从未将他们当作人来看待，而是“人力资源”，不管你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还是刚刚分娩的妇女，只要还有“人力”便像使用扳手一样充分利用，一旦无法再提供价值便流放街头自生自灭。正如美国为发展中国家民众开通了卖国晋升的通道，美国制度也为国内“外环”人民提供了阶级跃升的渠道。极少数人能够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成为体育明星、演艺明星或是网络红人，大部分人则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最后晋升为“中环”白领。高昂的助学贷款成为一个个毕业生受资本掌控的卖身契，不想失去自由就只有出卖身体和尊严。通过参军减免学费的政策，美国获得了维持军事霸权必要的人员供应。除减免学费外参军能提供合法移民身份，能免除刑事起诉，这些都是将帝国维持军力与开通平民上升渠道相结合的办法。这些军人在海外为资本卖命，或死于军事对抗，或在巨大压力下沾染毒瘾，或是获得美国身份前夕被无故辞退，真正能走通从军队到大学，再到白领阶级这条路的少之又少。其中又有凤毛麟角走上政坛，接触到国家的权利中心。这些出身卑微的人多以爱国老兵和“外环”民众的意见领袖面貌示人，所作所为或是直接成为资本和政治世家的家奴，或是煽动民粹抬高身价等待诏安。由于美国普惠性基础教育的严重落后，大量青少年和成人没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想要发家致富，唯一的出路便是从事组织性犯罪。靠犯罪在美国晋升并非天方夜谭，资本主义社会一大特征就是黑白两道并行不悖。黑老大凭借黑金、内幕交易、提供不法服务、当线人，最终洗白自己，甚至走上政坛都确有其事。不过大部分情况是权势熏天风光无两的黑社会头目在事发后成为替罪羊被杀人灭口，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挤破头填补这一生态位。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顽疾，强调美国公务员的腐败现象是否属于偏见苛责？美国的腐败并非偶发的犯罪行为，而是制度性的必然结果。从资本统治集团的角度出发，官员的腐败既蚕食了他们的利益，也使民怨积聚统治不稳，按理说应该打击腐败，雇佣清廉管家。然而所有恶政的最基本模型就是分配不公与腐败互相绑定。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集团依靠垄断生产资料，掠夺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资本想要管家维护这套不公平的分配体系，就必须纵容管家中饱私囊，允许公务员从剥削民众的利益中分赃，否则资本的统治将难以为继。放宽政府的制度性腐败是资本的无奈之举，毕竟剥削阶级对国家的统治，重在“统”不在“治”。然而在资本与政府之下，广大的美国民众逆来顺受为虎作伥，统治集团又是如何驯服他们的呢？

  首先从物质世界的生产力角度分析。资本统治民众，不怕偷窃、骚乱、兵变这些破坏生产的行为，最怕民众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联合起来自行生产。因此资本必须将所有能想到的生产力资料一分一厘都要掌握在手里。资本垄断了生产资料，民众手里有再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对资本的统治都构不成威胁了。另一方面资本必须牢牢掌控科技，因为科技突破有可能使原先并非生产资料的物质突然转变为生产资料。资本用债务控制科技人才，也不吝金钱收买人才，并用消费主义腐化人才。美国对科技人才的收买力度远超他国，为顶尖人才提供的待遇另欧洲发达国家都相形见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掌握生产力优势，正义的革命也只是徒劳的骚乱；独霸先进生产力，贪婪的资本也可以作威作福无所顾忌。因此近些年资本与美国公会谈判时愿意在薪资问题上大幅让步，却在新技术路线与自动化研发问题上寸步不让。资本深知，只要垄断生产资料与先进科技，无论当下如何退让，最后的失败方一定是公会。无论是产业转移、金融化还是自动化、人工智能化，美国工作岗位的不断减少是未来发展趋势。民众失去工作岗位等于失去了社会生产力，从力量上消灭了民众反抗的可能，也从道德上剥夺了民众反抗的资格。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国家的司法机构也在系统性地剥夺底层民众的道义。民众从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变为接受资本投喂供养的“无耻懒汉”，此时民众受资本任意差使也再无怨言。

  接下来我们分析美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形态，借此揭示资本如何在精神世界完成统治的。一些压制民众的权术是全人类共通的，比如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总结的“驭民五术”，美国资本统治集团自然也深谙其道。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平权运动思想广泛传播，将美国从民族国家带入文明国家。文明的理念会推动国家自然而然地走向制度公平、机会平等，那么资本的专制将走入穷途末路。为了对抗这股思想的力量，资本动用各种手段迎合人类的本能，用本能行为取代思想行动，成功将美国刹停在文明国家的门槛边。资本大力宣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激发民众的本能欲望，使民众沉溺于财富贪欲与感官刺激之中，蛊惑民众使之相信满足个人欲望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个人主义制造分裂，消费主义麻痹精神，最终都是为了消解阶级叙事，消灭进步社群。个人主义再度分裂为赤裸裸人人为己的利己主义，这便是资本乐见的结果，因为诚如托克维尔言：“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

  美国今日社会，政治激情不减当年，却只有反对的聚众，没有建设的团结。资本对民众进行个人主义洗脑的同时，也从未放弃武力镇压手段。双管齐下的结果是，美国的新民权运动完全变质，现如今的女权运动、黑人运动、性少数运动等等本质都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公正的权益，而是一群人借助伙同一处的声势谋求个人利益。在这种社会乱像中，一种仿佛是进步主义时期“农业神话”的声音出现，呼吁美国回归“白人文明”与“基督教理念”，将美国带回蒸蒸日上其乐融融的美好岁月。然而被个人主义充分浸染的这个时代不存在真正的复古运动，这只是白人群体以此为由排斥异己、谋取私利的手段，与其它新民权运动无异。美国形形色色的种族、团体、帮派在票选政治的斗兽场中，以民权为武器抢夺他人手里的权益，只有最愚蠢的人会相信他们所争的是公理而非利益，会相信美国的这一套民权公理能够保护每个人的权益，自己不需要捆绑于任何团体之上。我不得不再度坦言，票选政治已然失去了改革国家的能力。票选政治现在所具有的为不同社会群体谋取私利的能力，也都是资本为了打造身份政治，分化民众故意保留的。这套身份政治体系经由资本暗中操弄之后，每种身份被剥夺一些合理权益的同时，又被赋予一些特权。女人在工作机会与待遇上被歧视，在婚姻法中被偏袒。黑人可以被大学破格录取，却永远得不到良好的基础教育。白人享有名义上主体民族的荣耀，贫苦的底层白人却最被社会漠视。亚裔受到的法律监管较为宽松，通过高等教育维持中产生活的路径还算稳定，但在文化和政治上永远是最低等的贱民。于是乎每个美国平民看着自己怀中的利益窃喜，对着他人头顶的特权咬牙切齿。人民内斗无休无止，阶级矛盾却被彻底遗忘。

  资本对民众的分化是成功的，然而士兵相互敌视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资本还必须找到办法让美国民众在为美国利益而战时能够抛弃嫌隙团结一处。团结来自于认同，高度分化的美国社会之中，能找到的唯一共同点只有大家共处其中的美国的制度。于是在学校的灌输与媒体的宣传下，美国的制度被神圣化。美国人对国内有几多不满，对美国制度却无比忠诚，面对外国人时总觉自己制度优越而洋洋得意。被神圣化的制度成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国教。正如宗教教义乃是神谕，一字不可篡改，被神圣化的美国制度同样失去了反省与改革的能力。

  美国一切制度都基于一个观点，即约翰洛克所认为的“自私是人的本性”。封建时代的道德思想是“克己复礼”，而美国人认为自私是天性，无法根绝。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自私心理，社会发展、个人奋斗都离不开自私，因此贪婪无罪，个人主义光荣。人类要做的是设计一套精妙的制度，引导自私成为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动力，通过人与人互相制衡抵消自私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制度出自于此种逻辑，现实情况则证明了此种逻辑充满漏洞。旨在激发个人能动性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时，对贪得无厌坐享其成的大资产阶级无能为力。旨在用权力相互鼎立来防止腐败与独裁的制度，对党派的人脉疏通，对资本与官僚的媾和始料未及。加之制度又被神圣化，改进的希望更为渺茫。践行社会学理念为出发点的美国制度，逐渐演变为一套人际与金钱交织的游戏规则。纵观美国社会，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对腐败和压迫的容忍度都极高。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既对表层的美国制度顶礼膜拜，也十分认同美国里层真正起作用的游戏规则。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游戏胜利的唯一标准。赢者通吃，胜利者不单在物质上掠夺失败者，还能在道德上将败者踩在脚下。贫穷是罪，欺凌有理。政客贪腐逃脱处罚，资本作恶肆无忌惮，这些都不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他们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每个人的奋斗目标。民众抗议政府无能，抗议资本为富不仁，目的不在于改变规则，而是要利用集体的声势在美国霸权体系的红利中分一杯羹。不主动出击争讨利益，没有人会因为是美国公民就把利益送到你手里。制度改革几无可能，面前的选择只有成为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正如前文所述，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晋升渠道，只要不是抱有改革除弊匡扶正义的愿望，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想要荣华富贵就必须抛弃道德，放手一搏。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为资本异化人性掘开堤口，一切都可以被明码标价，包括自己的生命与人格。道德是突破自我的阻碍，同情心是精神的肿瘤，上帝已经改用金钱作为审判凡人的唯一标准。人际关系不讲是非，只讲忠诚。“重视家庭”成为美国社会的道德遮羞布、挡箭牌，任何侵害他人谋取私利的无耻行径都有了“造福家人”这个“正当”理由。

  美国霸权体系支持着他对外掠夺，美国制度“神话”也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圣战”。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圣战旗号，在全世界散播贫困与战乱，却从来都对这个“民主”为何、“自由”为何语焉不详、解释不清。“民主自由”成了无法定义无法观测无法验证的神话，全世界人民只需要像仰望天神一样对其顶礼膜拜，并恭迎“神使”美国大兵的到来，双手奉上主权和利益作为贡品。想知道这些贡品能否消灾解祸，就必须先讲清楚美国口中的“民主自由”是为何物。美国最初的“民主”代表的是人民主权理念，是在对欧洲封建贵族制度的批判中诞生的。而今美国新生的大资本贵族阶级，其贪婪与专制较之欧洲旧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统治地位更加难以撼动。票选政治徒有“民主”其表，只争利益不争道义。今日的美国制度早已背离人民主权理念，失去了其本有的先进性，怎敢言“民主”二字？美国言“自由”，他国民众总想当然认为这“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是讲公益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因为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想要生存必须通力合作，根本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如果你这样想一定会被美国人认为不够“自由”，美国人所讲的“自由”就是无所禁忌的“自由”。弱肉强食是美国社会的游戏规则，拥抱丛林法则就能获得“自由”。只要能力所及，没有过分的特权。侵占他人权利的自由也是正当的，束缚他人自由的自由也是合理的。资本有欺压剥削的自由，平民也有鱼死网破的自由。不过，充分理解美国的“民主自由”不会对现实中的美国行为有任何影响，因为美国对他国使用另一套“民主自由”标准。他国只有臣服于美国的“民主”，只有服务于美国利益的“自由”。美国的“民主自由”已然武器化，本质是谋求利益。人们表面上受美国“民主自由”的感召趋之若鹜，实质上是美国霸权的红利在吸引着他们。极端分化的美国民众在美国霸权体系下达成共识，将各自谋求私利的理念工具捆扎成混杂的新时代“使命论”。对外掠夺提升了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富裕生活强化了美国人的“使命论”，“使命论”又加速了美国的侵略扩张。全体美国人共乘着国家的战车，在资本扩张的征途狂奔。

不思进取的文明国家所归何处

  鸠占鹊巢、鼠窃狗盗，自然演化赋予动物的生存之道，不以人类的道德取向为转移。人类社会有着千奇百怪的道德体系，美国现行制度是正义还是邪恶，在不同道德体系下也可得出不同结论。姑且放下这些精神上的纠结，承认一个人类社会的现实：美国的制度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体系是强大的。个人主义点燃全民进取心与战斗热情，求生欲望促使底层人突破极限创造奇迹。资本待底层百姓如猪狗，却可以将资源更多投入科技研发而非民生，从而大大提升国力。苏联顾及全民当下的福祉不肯改革经济结构，代价则是在未来的生产力比拼中落败。人民困苦与国家强大在美国身上并行不悖，一个个温吞谨慎的民族和国家被美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征服，临死前后背插一道”劣等民族、落后文明“的亡命牌。

  美国的强大战斗力能否延续下去？反方认为资本垄断病入膏肓，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调节能力被彻底击溃，所有晋升渠道皆已成为虚幻泡影。上层安逸享乐，下层苟且颓废。美国被自己捏造的金融谎言欺骗，去工业化导致不可逆转地失去生产力。美国即将迎来战斗力骤降，在社会自然演化中自我瓦解。而正方认为美国大资产阶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充足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金融市场中攫取的高额利润并没有被浪费，而是投入到新一轮的科技竞赛当中，为未来美国生产力保持领先做足了保障。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后，无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将被彻底消灭，所有美国平民都可以被抛弃掉，社会福利与普惠教育这些社会问题将迎刃而解。

  全世界人民忐忑不安地关注着美国资本统治集团将作何决策，忧心世界的统治者会将人类带往何方。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未来景象已然逐渐显现。资产阶级统治者穷奢极欲不顾后人，对资源索取无度，地球环境将不断恶化，直至某一代统治者无法安稳度过余生，却发现已然回天乏术。资本统治集团完成全世界的权力整合与资本垄断之后，继续研发的意愿或许不再高涨。全民教育被彻底放弃，科学人才断档，人类科技发展有可能停滞不前。资产阶级统治者希望用人工智能维持科技进步，结果将是既无法理解科技成果，也无法改进研发方式。掌握生产力的不是人类，而是一堆无欲无求的机器。此时再回过头求助于广大人民的智慧，却发现人民在恶劣的环境中如动物般挣扎求生过于长久，人类基本的社会性都开始退化了，更遑论培养科学家为他们服务？美国大资产阶级应该可以预见到这样的未来，我们只是不知道作为世界统治者的他们是否愿意面对残酷的未来，是否愿意担负起人类种族延续的责任，正在做着长远的应对准备。也许资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一个小型的丛林法则社会，大资本家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无暇他顾。一群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最自命不凡的人在做着最原始的事情，任由自然演化将人类带入物种灭绝的终局。

  或者说情况恰恰相反，资本统治集团心系人类存亡，实际早有安排以应对未来的劫难。自然环境的恶化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熵增的结果，消灭大部分人类便是挽救环境挽救人类的唯一选择。当大部分人类被剥夺所有科技与社会保障，最终死于恶劣环境之后，少部分人类将负责种族延续，静静等待环境自我修复，或是利用新科技主动修复。如果这就是资本统治集团对未来的判断与计划，那么诺亚方舟的历史故事将重演，我们有机会看到真实发生的事件与神话传说有何不同。

  大洪水已在所难免，仅凭诺亚一家之人力物力不可能造出方舟。“内环”美国和“中环”国家拆毁“外环”国家的房屋，奴役“外环”国家人民，强迫他们用房屋材料打造一艘大船供美国使用，再打造几艘小船供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使用。打造完毕后将“外环”国家仅存的粮食物资悉数搬运上船，出港，留下“外环”人民被洪水吞噬。船队要在暴风骤雨波涛骇浪中度过漫长旅程，当大船的食物告急时就会掠夺小船的库存，当大船出现破损时就会拆除小船修补自身。最终漂浮于海面上的只剩下大船一艘，大资产阶级在上层歌舞升平，亿万摇桨奴隶在下层苦不堪言，只是每四年选举一个能说会道的监工。发动机调试完毕，船舶可自动航行后，船长便打开底层舱门，让汹涌海水带走所有美国平民。之后便是祈祷有朝一日雨过天晴，和平鸽口衔橄榄枝为这场人类社会竞争的优胜者报喜。

  套用这个比喻，国际共产主义是要为所有国家人民打造方舟共度难关，这条路更加艰难坎坷，且前途未卜。那些拥有一定工业基础与研发能力的东欧国家，本可以进入美国霸权体系的“中环”，参与瓜分“外环”国家利益享受富裕生活，却被苏联强拉着帮扶一众在当时思想与物质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步入工业化的不发达地区，自然牢骚满腹。苏联这支船队解体后，美国资本统治集团可以安心推进自己的计划了。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内环中环”联合舰队离港没有几日，海水甚至都没有开始涨潮，美国的粮食就已经因为穷奢极欲地消耗浪费快要见底，必须要对伴航的仆从船只下手了。美国沿着航迹线回头望去，愕然发现那些被遗弃岸边等死的“外环”国家，依靠私藏的废旧材料奇迹般拼接出一只只快艇追了上来。更另资本统治集团头痛的是，为首的竟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